完成慈禧的未尽事业,史上最幽默的宰相

历史上那些宰相,常常喜欢把江山社稷挂在嘴边,把严肃正经贴在脸上,仿佛拒人千里之外。而宋代宰相石中立却和蔼可亲,幽默至极,颇为另类,堪称史上最幽默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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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还是任职郎官的时候,他曾经与同僚们一起参观皇家动物园里蓄养的狮子,大家边观赏狮子,边聊起了狮子的喂养。主管蓄养的人说:“一头狮子每天要喂五斤肉。”这群工资收入不高、一年难得闻几次肉香的穷公务员连连咋舌,纷纷叹息道:“我们这些人,连一头狮子都不如。”言下之意,待遇低呀!石中立马上接茬说:“这当然,我们都是员外郎,‘园外狼’的待遇怎能和‘园中狮’相比呢?”众人捧腹。

本文摘自:本文摘自:《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04期 ) 作者:崔志海
原题: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

●时光流逝,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
叹息时多。

老领导章得象与他十分友好,前人戴嵩因牛画得好,人称“戴嵩牛”,韩干因马画得好,人称“韩干马”,他便拿章得象的名字开玩笑说:“昔有名画‘戴嵩牛’、‘韩干马’,如今又出了个‘章得象’!”没大没小,一时在士大夫间传为笑谈。

在晚清军事改革方面,美国学者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注:〔美〕鲍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和澳籍华裔学者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注:〔澳〕冯兆基著、郭太风译:《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两部相得益彰的著作。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是国外最早系统论述晚清军事改革的专著,出版后,被国外有关论著广为引用。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除在第一章对满族军队的组织及湘、淮军的历史做了简要追述之外,第二至第七章对1895年小站练兵至1912年清帝逊位10余年间中国陆军现代化的过程做了系统考察。作者认为,晚清军事改革的领导力量主要来自袁世凯和张之洞,由慈禧予以支持,上述3人对晚清军事力量的进步有重大功劳。1908年以后,随着慈禧太后和张之洞的相继辞世,以及袁世凯的罢黜,晚清军事改革的进程受到了阻滞。用作者的话来讲,就是“这些人的离职或去世,标志着军事和政治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注: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33、228页。)对于清末最后3年摄政王主持的军事改革,作者评价甚低,指出:“摄政时代的整个军事纲领,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建立有效的常备军这件事,也很少进展。巡防营主要仍由地方控制,而且它们承受了绿营和团练的许多弊窦,也收容了大批绿营团练的将弁”;“自慈禧死亡袁世凯被罢黜以后,常备军的战斗力并没有什么大的增加。到了1908年以后,则不仅量的扩充停止了,就连质的提高也受到阻挠。军队的素质在某些方面甚至退化,这种现象即使在北洋军的一些部队中也有所发现。”(注: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56、260页。)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宋仁宗康定年间,西夏入侵,宋军节节败退,朝廷一筹莫展。当时,大臣张士逊告老,朝中一些友好都赶去祝贺他光荣退休。张士逊举行家宴,款待大家,喝到酣畅处,他感叹道:“我本是一介小民,见遇明君,终于功成名就,衣锦还家。如今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我也算知足了。”一副居功自傲、得意洋洋的样子。谁知,石中立不仅没有顺着他的口气恭维一番,反而冷声冷气地说:“如今呀,只有西边鞑虏未除,战火纷飞。”众宾客顿时失声喷饭,杯盘跌落一地。

《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试图探讨晚清军事改革对中国近代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尤其是晚清新军与军阀的关系。作者在导言中明确指出,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描绘半私人性质的军队如何成长起来,以及军阀如何上升到能够在君主制崩溃后夺到政权的地位”(注: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页。)。在作者看来,晚清新军,特别是作为新式陆军核心的张之洞的自强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是中国近代军阀时期私人军队的先驱,是湘、淮军的继承者,是新军阀阶级的训练中心。因此,作者在考察晚清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注意到不同政治派系以及中央和地方为争夺军事领导权而展开的斗争,特别是北洋军在袁世凯最后获取政治权力中所起的作用,指出袁世凯之所以能成为晚清中华帝国最有权势的官员,主要是由于北洋军及北洋集团对他的支持。作者认为,晚清的军事改革,尤其是军事学堂的创办,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从而吸引士绅家庭子弟从军,进入军事学堂,逐渐形成武职官僚制度。在德国和日本教习的熏陶下,这些新式军官重武轻文,没有对共和理想的忠诚。晚清中国虽然还没有像后来军阀主义年代那样受当兵的支配,但军事领袖们取得了足以攫得权力的地位,军阀主义的基础业已奠定。1912年帝制被推翻后,传统儒家文职官员在训练和信念上都没有为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做好准备,保住自己的主宰地位。而新式学堂的学生和留洋学生尚不能满足现代国家的需要,他们的威信比旧日的士大夫还要低,这一阶级同样没有机会执掌大权。惟一能够填补空隙并攫取权力的一群人便是新的军人,到1912年他们取得高官的人数已超过受西洋教育的文员,“军国主义已在文治的腐朽外衣下滋长起来”,到了1916年兵权完全被军人们掌握,兵力不幸成为攫取权力、控制大局的惟一力量。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景佑四年,石中立鬼使神差地当上了参知政事,即副宰相,成了最高行政长官之一。俗话说,到哪山唱哪山的歌,当了宰相之后,应该注意一下身份了,该打官腔时还得打打官腔,树立领导权威嘛,可是他依旧口无遮挡。一次,他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左右吓了一大跳,赶紧扶起他,他却拍拍身上的灰尘,戏言说:“幸亏是‘石参政’,倘是什么‘瓦参政’,早就化为齑粉了。”作为百官之首,他的言行颇让好友们担心,朝士上官辟曾语重心长地劝导他说:“您如今位居‘宰执’,名位至高,为什么还整天嘻嘻哈哈没正经呢?”石中立一听,马上笑呵呵地回答:“您管好‘上官辟’就行了,何必还要管‘下官口’
呢?”全然没有宰相的样子,真是本性难移。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石中立就是这样,从不故作正经,从不冠冕堂皇,从来不会象他的同事们一样故作高深、拿腔作调。他的幽默,为严肃呆板的政事着了一层温暖的色彩,为同僚间利益至上的交往添了一种人情的味道,在虚情假意、尔虞我诈的官场,这样的宰相不妨多几位。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